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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亲生子女的定性问题研究
时间:2018-07-04  作者:聂艳  新闻来源:公诉部  【字号: | |

梁某与第二任丈夫张某离婚后发现怀孕,其前夫张某不承认孩子是其与梁某所生。梁某身患残疾,与张某离婚后无经济来源,且独自抚养自己与第一任丈夫许某某所生的女儿,家庭生活困难,没有钱去医院做流产手术。梁某后向其母亲靳某告知自己怀孕的事情,到医院进行检查后医生认为梁某腹中胎儿已超过3个月,引产危险大,不建议引产。于是梁某的母亲靳某某便在梁某怀孕期间同梁某商量要将孩子送养。两次送养失败后,经丁某某介绍,孩子满月后送给婚后十余年未生养孩子的崔某某夫妇收养,崔某某抱养孩子后,给靳某某50000元做为梁某生孩子的营养费,靳某某收取钱财后将这50000元存入银行,以备将来梁某用。案发后,梁某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无力抚养,孩子依然由崔某某夫妇养育,公安机关扣除梁某生孩子所花费的费用后,收缴违法所得30000元。

我国刑法对于此种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并未进行直接规定。目前追究出卖亲生子女刑事责任的主要依据为:《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遗弃罪;《收养法》第三十一条;以及 2010 3 15  日《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6条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以及第17条规定的几种情形。我国对于出卖亲生子女行为的立法尚处于完善阶段,法律对于对此种行为的惩罚力度、行为定性等方面都有待完善。

司法实践中对于出卖亲生子女行为的认定主要有三种,民间送养、遗弃罪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罪。

根据《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实践中,有父母迫于生活困难,将子女送养他人,并收取少量的“营养费”的,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是因为生活困难无法抚养孩子,是出于客观情况所迫,属民间送养,不构成拐卖儿童罪。而遗弃罪的行为人却是有抚养能力而不承担抚养责任,是一种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审查出卖亲生子女到底是民间送养、拐卖妇女、儿童罪还是遗弃罪,笔者认为应当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审查。

其一,审查行为人实施行为的背景和原因,判定其实施行为的目的。

民间送养行为的送养原因有的是送养人生活困难,家庭已有多个子女,为让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而送养;有的是不断超生为求生儿子但却生了女儿,不愿意抚养而送给他人;有的则是未婚生子无力抚养或不便于抚养等。这些送养,行为人都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出卖的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将子女作为“商品”出卖,这是一种严重的漠视未成年人人身自由和人身权利的行为,刑法应当对其严厉惩罚。

遗弃罪的主观目的是逃避其抚养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子女的责任。成立遗弃罪的行为要求情节恶劣,而成立拐卖妇女、儿童罪则并无此种要求。这是因为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是将人作为“商品”出卖,这种行为已经严重矮化人格权,情节已属恶劣。而遗弃行为在现实中多种多样,情节轻微的甚至没必要当作是犯罪来处罚,因此刑法对遗弃罪才强调情节恶劣。

其二,审查行为人是否对收养人收养儿童的目的、收养人家庭条件予以关注。一般民间送养关系中的送养人都会希望子女去到经济条件、收养人素质、孩子成长环境较本人更好的家庭。而遗弃罪则不论收养人的情况,只是急于摆脱抚养责任而送养给收养人。遗弃的行为有很大的可能将未成年子女置于危险的境地,甚至导致其失去生命。拐卖儿童罪是一种积极的将自己的亲生子女作为“商品”出卖的行为,表现为一种积极作为的犯罪。而遗弃罪则是对抚养责任的拒绝承担,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不作为的犯罪。

其三,审查行为人是否收取钱财以及收取的数额多少。民间送养中,收养人往往为表示感谢,会给予送养人一定的“营养费”、“感谢费”,以补贴送养方因生育子女而支出的花费,为送养儿童母亲补充营养,为送养方家庭困难给予一定的人道资助。但这些费用数额一般不会太多,多数为收养方主动给予,而并非将其作为儿童的“对价”。

其四,审查行为人收取钱财后的用途。如行为人收取钱财用于婴儿母亲住院费用、治疗身体疾病、缓解家庭经济困难等,系常人情感上可接受范围。如用于投资经营、高消费支出、赌博挥霍等,系常人情感上不能接受,道义上不能容忍,为社会公众所谴责。

实践中,区分出卖亲生子女是无罪、拐卖妇女、儿童罪还是遗弃罪难点较多。

首先,区分民间送养行为与遗弃罪之间的界限模糊,作为区分送养与遗弃关键点的人的主观心理状况是不为外人察觉的,所以侦查机关只能凭借外部客观条件对其主观心理进行推断。如在本案例中,经两次退侦后,各证人口供不能相互印证,又无其它客观证据加以证明,无法对梁某主观上以出卖为目的进行证实,最终做出存疑不诉处理。而且民间送养行为中的“营养费”与“感谢费”为送养披上了经济的色彩,而法律对出卖亲生子女中的营养费感谢费“数额巨大”没有给出具体标准,也给真正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提供了法律规避的可能性。

其次是相关司法解释有违刑法的根本性含义,违背了刑法中有关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与刑法对于出卖亲生子女行为的定性都是拐卖儿童罪且标准都是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不同之处在于《通知》中规定行为人应当以营利为目的,刑法中却规定行为人须以出卖为目的。以营利为目的与以出卖为目的的不同点在于以营利为目的注重点在于成本与利润,而以出卖为目的的注重点在于其将人矮化为商品,是对人格尊严以及人身自由的侵犯。虽然以营利为目的相对于以出卖为目的在司法实践中更容易操作,但其却与刑事立法精神有差距,毕竟“无论何种方法解释刑法,都必须符合刑法自身的规定”。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进行完善才能使社会主义法制体系逐渐走向成熟。随着我国人口政策的逐步放宽,为使儿童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应尽快对出卖亲生子女的相关法律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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