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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案例浅析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认定
时间:2018-07-04  作者:郝剑  新闻来源:公诉部  【字号: |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涉及到上访问题的一些案件具体如何定性,成为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的课题。笔者在审查案件过程中遇到一起因当事人不满征地补偿款发放进而阻扰施工的案例,对于此类案例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罪存在一些争议。本文通过这个具体的案例来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一、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杨某某、马某某于2008年、2011年两次被陕坝镇政府征用11亩自己开荒的土地,征地补偿款共计657500元。该征地补偿款经陕坝镇某某村召开社员大会集体商议决定,社里的渠楞堰及开荒地属于全社社员集体所有,这部分征地补偿款全社社员均分,已按该方案分配执行,当时杨某某、马某某虽也领取了其他村民的开荒地补偿款,但二人不同意该分配方案,认为自己的开荒地征地补偿款应该全额补偿给自己。为此,杨某某、马某某多次到北京、呼市上访,要求政府给其解决征地补偿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从20171025日开始,杨某某、马某某以内蒙古联手路桥有限公司京新高速路陕坝连接线第九合同段正在施工的一座桥梁之前曾是其原有土地为由,多次单独或伙同他人到施工现场采取躺地阻拦、用电动车阻拦、拉闸阻拦、强行关闭机械发动机阻拦等方式阻扰施工且在施工现场搭建帐篷居住,准备与施工单位长期对峙,并扬言政府若不给其解决征地补偿款问题将持续阻工,绝不退场。公安、信访、村社等部门多次调解、制止均拒不配合。阻扰施工期限2016年度从20161025日至1123日,2017年度从2017330日至531日,共计93天。经鉴定,杨某某、马某某阻扰施工行为,给内蒙古联手路桥有限公司京新高速路陕坝连接线第九合同段施工的桥梁造成的停工损失为672669元。公安机关以杨某某、马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我院移送审查起诉。 
  二、争议焦点 
  对犯罪嫌疑人杨某某、马某某阻扰施工的行为如何定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构成寻衅滋事罪。犯罪嫌疑人杨某某、马某某为解决征地补偿款问题,经公安、信访、村社多次调解、制止,仍继续实施上述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应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上述行为造成施工单位严重的经济损失,符合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构成“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构成寻衅滋事罪。 
  第二,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犯罪嫌疑人杨某某、马某某阻扰施工的目的是为了讨要征地补偿款,系出于“个人目的”;上述行为致使施工单位无法正常施工作业,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符合“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规定,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第三,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犯罪嫌疑人杨某某、马某某多次阻扰或伙同他人阻扰施工,持续时间较长,其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并致使施工单位无法正常施工,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杨某某、马某某作为首要分子,应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论处。 
  第四,不构成犯罪。犯罪嫌疑人杨某某、马某某阻扰施工的行为,客观上虽然一定程度破坏了社会秩序,但是其主观上并无无事生非或借故生非的寻衅故意,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侵财故意,可按治安案件处罚,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本案定性方面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于本案,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观点,即犯罪嫌疑人杨某某、马某某的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在具体认定时,笔者认为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杨某某、马某某的行为侵犯的是公共秩序还是他人财产权?第二,在未使用暴力手段的情况下,案例中的躺地、用电动车阻拦、拉闸、强行关闭机械发动机、在施工现场搭建帐篷等阻扰施工的行为能否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方法”?第三,张某的行为危害性是否达到入刑的标准? 
  首先,杨某某、马某某的行为主要侵犯的他人财产权,而非公共秩序。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罪都属于我国《刑法》第六章的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两罪的犯罪客体均要求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而本案杨某某、马某某阻扰施工的行为发生在一个正在施工的相对封闭的工地,并非发生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内,不符合寻衅滋事罪蔑视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本质特征。本案中杨某某、马某某的阻扰行为主要针对的是他人正常施工,通过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杨某某、马某某的行为主要侵犯的是他人财产权,应当属于财产型犯罪。 
  其次,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方法”的认定。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法律条文仅列举“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两种犯罪手段。有人认为,其他方法应当是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相类似的毁坏财物的方法,并不泛指任何方法;笔者认为,“其他方法”属于破坏生产经营犯罪的“兜底”性表述,正是由于法律对于行为的表述无法穷尽,才需要使用“其他方法”这样的表述,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遗漏或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出现条文中没有表述完整无法认定的情况,是在立法层面上所做的技术性补充。且破坏生产经营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即可成立犯罪。

第三,杨某某、马某某的行为危害性足以达到入刑的标准。京新高速路作为重点工程,其工程进度具有严格要求,本案中,杨某某、马某某二人阻扰施工的行为造成施工单位无法施工,承受经济损失,若不打击,群起效仿,则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示范效应。退一步讲,即使杨某某、马某某的征地补偿款在发放方面确实存在问题,也可以通过协商、调解、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但杨某某、马某某却选择使用阻扰他人施工的非法手段,且客观上造成施工单位经济损失。故杨某某、马某某的行为结果已触犯《刑法》,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四、从破坏生产经营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不同说明定性为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合理性。

首先,犯罪动机上。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和第二百七十六条分别对寻衅滋事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做了规定。

寻衅滋事行为表现为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破坏生产经营罪则表现为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可以看出寻衅滋事罪的动机比较复杂,可能是出于流氓动机,或是寻欢作乐,或是耍威风、逞强好胜。主要表现肆意妄为,对社会法纪的无视和对社会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而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犯罪动机比较单一,就是以破坏他人生产经营来达到泄愤报复或是其他个人目的。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杨某某、马某某的所有行为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阻扰施工方式逼迫有决定权的部门出面解决其征地补偿款问题,属于“其他个人目的”范畴。

其次,犯罪对象上。寻衅滋事的侵害对象是不特定的,是出于寻求精神刺激的动机随意选择侵害对象,其侵害对象是可以被替换或被替代的;而破坏生产经营罪往往是刻意选择侵害对象,其侵害对象是特定的。本案中,杨某某、马某某侵害的对象是明确和特定的,就是施工单位准备进行施工的人员和机械,具体表现为不施工不阻扰,谁施工阻扰谁,而对于其他与施工无关的对象,并没有进行侵害。

    第三,犯罪行为方式上。本案中二嫌疑人采取的阻扰施工方式共有五种,自己躺地阻拦、使用电动车阻拦、拉闸阻拦、强行关闭机械发动机阻拦、在施工现场搭建帐篷阻拦。每种方式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以寻衅滋事罪行为列举的方式中仅“拦截”一项能否将以上五种方式全部涵盖值得商榷,而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可以较好的对本案中的阻扰施工方式进行解释与印证,利于在司法实践中对其定罪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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